虽然请示是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的，但该问题在全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由于《行政诉讼法》和《若干意见》对法院审查后是否准予执行、要不要发法律文书没有作出规定，所以实践中法院的做法很不一致。理论上，法院对此也应当负有审查的责任。

实际上，《若干解释》其实是给法院对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方式留下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即法院既可以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听证等其他方式。但是，如果当事人对这种裁定不服，应如何处理，《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中均未作出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其第10条规定：《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房屋拆迁裁决的，参照本规定第9条精神办理。[11]试想，如果被执行人以执行依据不合法提起行政诉讼，则结果又该当如何呢？显然，由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问题作出安排的话，在理论上将会形成一个悖论——司法机关为行政机关设定职权。第六章还对法院在强制执行中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如果说《若干解释》第87条的规定还只是用语的模糊导致问题产生的话，那么，《行政强制法》第13条的规定则使得问题出现了制度性的矛盾。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以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补充。（二）反对司法宪政主义 我国政治宪法论有一个共同的抨击目标，即宪法司法化。

依照格里菲斯的政治宪法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是冲突。这一原则一旦确立，宪法审查制度就难以生长和发展。[4]D. Dyzenhaus, The Left and the Question of Law, （2004） 17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7, p.7. [5]参见Lord Hailsham, The Dilemma of Democracy: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London: Collins, 1978。[81]由于它们的反规范性特点，政治宪法论的结论必然是摧毁宪法本身，尽管论者未必承认或意识到这一点。

[48]洛克林将英国公法思想分为两种理想类型，一种是规范主义（具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维度），另一种是功能主义。在日常政治与宪法政治（立法政治与普通法政治）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普通法宪政论者的立场非常明了。

政治宪法论者只是认为，法律宪法的触角太长太深，以至于侵犯了政治宪法的领域，进而威胁民主本身，因而需要法律宪法在某种程度上收敛。【关键词】政治宪法论。有学者为了细致区分，把这三位统称为社会一政治宪法论者。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分歧是永恒的，共识是短暂的，不断改变的环境迫使理性人不断地改变立场和想法。

[62]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20～22页。19世纪的英国人对代议制政府充满信任。[51]T. R. S. Allan,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Conceptual Conundrum or Conceptual Inquiry, （2002）61 Cambridge Law Journal 87, p. 123. [52]See T. Poole, Back to the Future? Unearthing the Theory of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 （2003）2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35，pp. 435～439 [53]Sir J. Laws, The Constitution : Morals and Rights, （1996） Public Law 622, p. 623. [54]See T. R. S. Allan, Constitutional Justice: A Liberal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1，p. 24. [55]Sir J. Laws, Public Law and Employment Law：Abuse of Power,（1997） Public Law 455，p. 455. [56]参见前注[54]，T. R. S. Allan书，第78页。[15] 法律和政治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不仅如此，两者均以冲突作为前提条件，目的都是为了回应冲突。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论 法律宪法论 格里菲斯 日常政治 宪法审查 。尽管汤姆金斯的共和政治宪法论受到各种批评，但它至少可以表明，格里菲斯和他本人在英国语境下所谈论的日常政治并非毫无规范性可言。

这种关联体现在：对汤姆金斯而言，宪法的目的是制约政府，而且应该纠正把议会主要看成是立法机关的错误观念，议会的首要角色应该是政府的监督者和控制者。对贝拉米而言，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当然主要是立法过程，应该有助于实现政治平等诸价值，有助于政治平衡和政治问责制之建立。

《政治宪法》一文是当时社会的象征，充满了火药味。李蕊佚：议会主权下的英国弱型违宪审查，《法学家》2013年第2期，第164～175页。但无论如何，若以为格里菲斯只是在进行描述性分析，那我们误解了他。正是在政治问责这点上，共和理论的规范可以用来解释英国宪法。[74] 我国的政治宪法论目前并未发展出成型的方法论。其次，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如何去实现这套价值就是政治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艾伦借鉴了德沃金的公平正义理论，将戴雪形式主义的普通法学说改造成了一种富含道德原则的政治哲学。参见前注[31]，G. Gee＆G. Webber文，第285页。

议会主权，是英国宪制中的一项牢不可破的原则，直至今日仍未有根本性动摇。[30]G. Gee,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of J. A. G. Griffith, （2008） 28 Legal Studies 20, p.42. [31]G. Gee＆G. Webber, What is a Political Constitution? （2010） 30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73，P.288. [32]Thomas Poole, Tilting at Windmills? Truth and Illusion in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2007） 70 The Modern Law Review 250, p. 253 [33]See Adam Tomkins, Our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5。

所以，这是一篇极富论辩性的文章。[68]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60～172页。

括号中文字为引者所加。如果在要求立法以宪法为根据时，又无适当程序和机构来审查立法是否违宪并纠正或救济，那么，质问宪法是不是法，便不足为怪了。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艘船，那么这艘船已经航行在大海中，而不是泊在港湾等待某个制宪权时刻的出现。这一看似纯粹描述性的命题，实际上却具有规范性的内涵。

对英国政治宪法论者而言，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制宪时刻，也不可能从头设计宪法。政治宪法思想是规范性的，但它的意图不在于对宪法的性质和内容作出详细规定。

[36]对贝拉米而言，民主过程就是宪法。格里菲斯认为，从根子上说法律没有也不能取代政治。

[53]既然这套价值是政治社会或人之为人所必需的，那么，政治就必须采取协商民主的形式。其结果是，学术的精雕细琢成为人文学者和法政学人的趋同选择。

[38]前注[31]，G. Gee＆G. Webber文，第284页。集大成者则是后来的格里菲斯（Griffith）。他们的人权保护实际上比任何其他现代民主国家都更依赖于议会。第一个反对理由是政治的，针对的是法官席上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如斯卡曼勋爵（L. Scarman）和海尔什姆勋爵（L. Hailsham）等宪法改革论者。

高文为了对陈文进行修正，还提出了转型宪法学的概念，认为不应只是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的两极跳跃，而应在学术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象加以处理也因此，政治宪法具有超强的适应性，即便在激烈变革的时代，宪法也可以通过常规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行动来应变。

那它的意思是，需要施加法律限制，但限制不是由法院来实施，而是通过政治制度来运作吗？也不完全是。括号中文字为引者所加。

上述是大的学术思想背景。[80]高文还明确提出应将转型宪法学归入政治宪法学的范畴。